南方旱情持续，水电严重匮乏，煤电保供有多严峻?

[2]毛德龙：论世界各国社会法理论之发展趋势，载http：//www.studa.net，2012年3月1日。

[30]经过多年研究，笔者对经济法价值取向有了一个确切的认识，即经济法价值取向是整体经济效益。社会法就是以个人的利害从属于社会的统一整体利益为基本法理的法。

二是大多具体权利都需要实现甚至立即实现（如突发公共事件受助权）。[8]谢荣堂：《中德社会国理想之理论与实践》，《华冈法粹》第28期。汤黎虹：《协同论——社会法的理论基础初探》，《当代法学》2008年第6期。[18]当时认为，这样理解可以使社会立法更具有现实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根据行政不损害相对人权利的价值取向而形成，全面覆盖了现代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公民等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主张通过较多赋予公民等相对人的权利来控制政府的权力的理论。

控权论是行政法关于控制政府权力理论的简称，产生于英美国家，强调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政府的权力不越出它们的法律规范，以此来保护公民不因权力滥用而受到侵害，其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以及英美普通法传统和法律实证主义倾向影响，[25]在资本主义国家广被采用。于是在2008年后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特别是对社会权的研究，进而对社会问题论作出了修正，提出了扶权论，该理论内涵的关键是扶权。有三种关于救济受害人的理论：道德怜悯论、宗教救赎论和权利救济论。

把我的同类当作自己，可以说是在他人那里去感受自己，只是因为自己不愿受苦才不愿他人受苦。权利贫困是近代自然法理论和自由主义哲学的重要主题。一种是幸福神义论意义上的心理控制论，另一种是统治策略上的政治控制论，这两种控制论都达到了垄断善业资源的目的，而不论垄断效果是有意识的行为还是无意识的作为。[32]参见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7页。

霍布斯在其政治哲学形成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讨论权利的前提--权利问题。在明确肯定了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之后，他指出，权利问题就是争辩的双方都相信他们自己是受害方。

[13]［法］弗朗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12]［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和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5页。[16]前引[15]，第259—260页。[9]［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2—103页，前言。

[7]既然先天地确立了每一个人都是受害人或潜在的受害人，那么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既是自己或涉及自己案件的当事人，也是这些案件的裁决者和执行者，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有捍卫生命、自由、身体和财产的绝对权利，而这种权利即战争的权利。在基督教神学的观念之下，被救赎的对象是那些人世间的受苦受难者，由于原罪观念，人们从出生开始就是罪人，因而也是受苦受难者，他们唯有通过上帝或超人的帮助才能摆脱人间所遭受的苦难。[24]万方：《慈善之痛：国家权力下的清代民间慈善事业》，载《书屋》2007年第1期。自我救济的权利既体现在私力救济中，也体现在公力救济中--只要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救济制度是依照人民主权原则由每一个人授权的结果，它还体现在具有商谈意蕴的自力救济中这种面对面的和解行动和理性当中。

[1]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和尊尚之苦可入人祸的范围，在人生之苦中，有的可以归于天灾范围，有的可归于人祸的范围。在历史上，宗教团体最系统地垄断了善业，也最先为苦难、怜悯心找到了可以解脱和使用的归宿。

二是此心应担当德化和救济天下之大任。把一项义务转变为一项权利（这里主要是指特权）显示了善业的双重控制论。

如果说自然情感是所有的人自然而然从心底里流露出的反应，那么，这里的所有人是指除了受害人以外的所有人，受害人成为所有人的怜悯和救济的对象。在体恤-请求的关系中，体恤的责任在本质上是关怀的责任，兼听的责任，为民做主的责任，亲民爱民的责任，而不是与社会成员权利要求相对应的义务。[26]人具有恻隐之心固然重要，但对救济受害人而言总是有限的，也往往是靠不住的，超越自然情感的理性救济观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走制度化道路才更为长久和有效。[23]在这个意义上，伪善、假仁假义和施舍就只有程度之别而无性质上的差异。他者的救济观呈现出一种我与他的关系，它意味着只是从我出发来审视他的境况，并做出关于改善不幸景况的种种设计。（5）人情之苦八：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愿欲、压制、阶级。

柳宗元在阐释受害人的原因时强调了人祸胜于天灾的机理：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15]不过，从自然情感的流露到从他人那里感受自己的快慰与否产生了利己的怜悯和利他的怜悯的分野。

圣人救济论也被称为成圣论。在进一步考察权利救济问题之前，笔者首先简单地考察与此有别的其他救济理论。

一个社会如果在制度设计中赋予最少受惠者这样一种权利，并且为公共权利设定了这样一种义务，那么，这样的制度可以称得上是善政。圣人不是上帝，但发挥了上帝的作用。

[25]在清代，通过官府向各同业行会劝募收取之诸多名目的捐款，如盐捐、米捐、木捐、箔捐、锡捐、绸捐、典捐、丝捐、钱捐、土捐、煤铁捐、药捐、纸捐、洋油捐等可达十四种之多，且善举事业已经完全徭役化，而且一旦招惹上身，不但本人终生不得摆脱，还延及子孙，成为一个家庭永远无法摆脱的噩梦。（4）人治之苦五：刑狱、苛税、兵役、有国、有家。更为严重的是，在命不好的人看来，自身存在就是使自己成为受害人的主因。与此相适应，也存在着广泛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关系范畴，如家长和家子、男人和女人、白人和有色人、富人和穷人等等。

[8]由战争所引发的冲突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及其自我保存，在这一过程当中，死亡的恐惧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因此，霍布斯的权利问题不仅是关于权利的一般问题，也是权利救济的专门问题，它赋予了任何个人判断自己是否是受害人以及选择救济方法的权利。

何怀宏指出：恻隐作为一种最初的道德情感，它最主要的发展当然是要和理性结合，它不能满足于自身，不能停留于自身。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

不同的社会对良法的判断标准不同，但它们都指向正义原则。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离弃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

只要他判断对自我保存是必要的，他就有权利做一切事情，拥有一切东西。第一种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最小少数人的最大苦难。[22]对善业的垄断是所有统治型权力中最彻底和最纯粹的形式，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这种统治方式最能够、也极为容易地捕获人心民意，从而获得统治者梦寐以求的也许是代价最少的合法性资源。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论的兴起，公共权力被赋予法治的品德。

在对一个实际采取行动的人作判断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即使那是错误的行为，也因其出自他的判断而是合法的。从并非是假设性的前提出发，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苦难程度大致有四种指标作为衡量的标准：一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中国，在立法原则上，道家强调法自然、墨家主张法天，儒家提倡顺天，也同样表达了一种确立良法准则的原则。[11]判断权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绝对的性质，判断的标准在于权利主体，权利不从义务出，而是义务从权利出。

源于西方的乌托邦主义虽然不否认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但对完美政府的设计和要求成为解决受害人问题的全部前提和出发点，同时忽视了人自身的因素以及反复无常的自然对人的损害因素。[16]这样一来，怜悯心具有了利己的性质，包含了满足自己心灵舒适的因素。